工商時報25日社論全文如下：
318太陽花學運甫屆周年，世代剝削與轉型正義再成熱議話題。被指為剝削世代的經濟部長鄧振中不平則鳴，正色提醒年輕人要先努力再談分配，因為在他年輕的時代，都是靠自己努力爭取，不像現在年輕人都先問「社會給了我們什麼？」由於經長直言逆耳，隨即招來網軍群起撻伐。
在另一方面，知名環保作家劉克襄以《像我這樣的四年級生》，指控政府向財團、金融與科技業傾斜，以致「我們的下一代，正面臨台灣最貧苦最沒機會的時候...」。由於文章訴求正中年輕人下懷，其後還掀起一小場《像我這樣的X年級生》的筆戰。與戰者多半悲憐自己的處境「一代不如一代」，並將責任推給上一代，例如基於職業安穩性而設法考上公務員的七年級生，哀怨自己是「經濟吃菜尾的一代，世代不正義的第一代」，因此對工作沒熱情，對坐領18％的四、五年級既羨又妒。
同屬四年級，部長與作家的省思大不同，都點出部分真相，也均陷入部分迷思；既顯示出社會是複雜的集合體，無法以黑白二分法來論斷是非，更反映出個人的選擇、機遇與視野不同，會導引出不同的判斷與價值觀。如果說同一世代對於社會發展的理解，都可以如此歧異，不同世代間無法感同身受，也就不足為奇。因此，與其批評他們是過度說教或過度懺悔，不如從他們道出的真相與迷思中，重新省思台灣到底出了什麼問題，該如何解決。
首先，經長批評青年人重分配輕努力，這或是實情，但孰令致之？在經長年少時，台灣是個均貧社會，多數人想分配都沒得分，只好靠自己努力爭取，正所謂「生於憂患」是也。如今的台灣，人均所得已高達兩萬美元，年輕世代在成長階段，不管是嘗盡經濟奇蹟的甜美果實，還是只吃到菜尾，大多是受而非施的一方，因此他們難以領略「施比受有福」的真諦。
更有甚者，他們的父母年輕時受苦，有能力後不忍小孩受苦，「媽（爸）寶之島」不是一天造成的。只要寶媽寶爸一天不轉念不放手，不僅艱苦到自己，還會製造出更多理所當然的啃老族。
其實，在《像我這樣的四年級生》一文中，即透露出濃濃的寶爸心態。該文破題以一位去新加坡工作的大陸女孩為例，講述她入籍星國，在報社工作起薪五萬，樂觀期待十年後可以買到房子。作者想到自己非理工與金融背景的孩子，畢業首份工作只有兩萬五，且一甲子恐怕都要為高房價所苦，話鋒一轉，「三四年級的人，其實必須承受最大責任。」
作家的迷思是，他檢討了同輩，卻沒說自己該負什麼責任？以他引用的大陸女孩為例，先不論在台灣報社工作起薪也絕不低於兩萬五，如果自己的小孩有志氣像這位沒背景的大陸女孩到星國追求未來，作家肯不肯放手？老一輩的父母，就算捨不得小孩離鄉背井，但往往自顧不暇，也只能放手，反而因此培養出三、四、五年級面對逆境的勇氣與韌性。
再者，作家以新加坡相比兩岸，恐怕不是很恰當的對照。星國市場夠開放，政治不民主，卻正因為甫逝世的建國總理李光耀與其子李顯龍「聖人專制」，資源匱乏的小國得以普建組屋（公共住宅）、開闢超大的石化園區、發達的金融體系，以及光鮮的賭場與人造名勝，因此吸引全球人才近悅遠來。凡此種種發展，與作家訴求環保厚生、反對庶民食物漲價、不樂見便利超商前進離島，以及嫌惡財團、金融與科技業等等執念，完全背道而馳。
至於文中的大陸女孩十年後是否真的在新加坡買得起房子？又或者台灣年輕人買不起房子，人生從此就變黑白？兩者都有待觀察與商榷。
上述的迷思，並非作家所獨有。在藍綠長期對立下，很多台灣人都成了懷疑論者。當外國各類調查讚美台灣的美好與幸福，民眾的第一個反應往往是：「可能嗎？」當我們以外國的美好與幸福為「他山之石」，卻往往忽略國情與發展歷程之不同。
作家說：「我們的下一代，正面臨台灣最貧苦最沒機會的時候。」高齡93歲的物理學大師楊振寧卻說：「貧困的環境改善，台灣學生卻顯得『懶惰了』！」在全球化的當代，放眼天下，機會何其廣袤，是過度保護阻礙了大人對孩子未來的想像力，是懶惰讓多少台灣年輕人不願踏出父母庇蔭的舒適圈，又反過來譴責那些創造經濟奇蹟的父母輩，剝削了他們尚未開創的未來。
當然，變懶惰的不只是台灣學生，還有政治人物與文官體系。中國總理李克強近日點出大陸政壇的「庸官懶政」弊端，其實早已出現在台灣。總統直選與政黨輪替後，兩黨領袖或貪或怯，在領導力長期不彰下，內閣五日京兆，文官體系隳壞，立法權凌駕行政權。眾多早該與時俱進的結構改革，如軍公教退休制度、油電水價合理化等等，都被急事緩辦，最終導致依法享有終身俸的四五年級公務員，被六七年級公務員怨懟，後者也因此有了不必勇於任事的藉口。
不管是指責下一代不如上一代，還是上一代不顧下一代，這種上下交相怨的負面情緒一旦蔓延，只會絆住台灣前進的腳步，眼睜睜看著大好機會從身邊流失。面對台灣實力持續的下滑，不管是那個世代，豈能不快快止住罵人的嘴，好好反求諸己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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